基因编辑技术的走红使开拓这个领域的PI名声大噪，但是他们手下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却往往被忽略。
当Blake Wiedenheft开始研究微生物时，他所做的工作既不相干又不明确。
读博期间，他在黄石公园采集温泉样本，然后在实验室里仿造，研究那些生活在不宜居的水中的微生物。他说：“我们想弄清楚生命如何能够存活于沸腾的酸性水中。”
一段时间后，Wiedenheft逐渐对微生物如何抵抗病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阅读了大量文献后发现了一种独特的细菌免疫系统，它便是CRISPR。2007年，他主动联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分子生物学家Jennifer Doudna，发现她也对该系统着迷。来我的实验室吧，她说——他接受了邀请。在之后的5年里，他潜心研究CRISPR系统的结构和生物化学机制，并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自然》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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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世界的分子生物学家都知道CRISPR。研究人员热衷于采用这个系统插入或删除DNA序列。CRISPR被用于创造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或许某一天能治疗人类遗传疾病。Doudna和其他参与了这项开创性研究的PI成了科学名人：他们接受主流报刊的采访，参与纪录片的拍摄，还被传可能获诺贝尔奖。“在我来实验室的时候，我是唯一研究CRISPR的人。当我离开实验室的时候，几乎人人都在研究它。”Wiedenheft说。
然而，Wiedenheft所获得的名望远远不及他的导师——其他为CRISPR基因组编辑技术的成功做出巨大贡献的学生和博士后也一样。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从工作中获益匪浅：沾了导师不少的光，也学到了CRISPR技术的专业知识。但是一部分人也面临难以转型为一名独立科学家的困境，因为他们必须在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领域出人头地。
对Wiedenheft来说，生存的关键是隐退。离开Doudna的实验室后，他选择回到母校蒙大拿州立大学，而拒绝了一家更大、更有名气的机构的邀请。他说：“一天下来，独处一会儿，去户外走走可以让我成为一名更有创造性、更优秀的科学家。”但是和其他从知名实验室毕业的年轻科学家一样，他免不了会想象如果把生物医学的荣誉授予论文第一作者而非通讯作者，他的生活会是怎样的。他承认偶尔会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得的认可，“有时很在意，有时也无所谓。”
被编辑的历史
回顾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历史，它充满争议，专利之争愈演愈烈。研究人员和机构都在拼命争取他们在研究中应得的“名分”，无论是在学术论文中还是在新闻报道里。Wiedenheft说：“许多律师打电话给我，问我做了什么工作，在什么时候做的。”
2016年1月，博德研究所主席Eric Lander发表了一篇题为“CRISPR的英雄”的文章，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说文章边缘化了某些研究人员的贡献，并且对文章缺少利益冲突声明提出质疑，因为博德研究所本身深陷CRISPR-Cas9基因编辑专利之争——究竟是谁发明了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
哈佛医学院的遗传学家George Church也是该领域的一名先驱人物，看到许多关键发现被归功于他而非他的博士后和研究生，他深感不安和痛苦。Church说：“Eric提我名字的次数太多了。”
Lander说他没有想在“英雄”那篇文章中故意怠慢谁。他知道关键论文的共同作者有几十位，“我不知道该如何在一篇仅9页长的文章中讲清楚所有人的故事”。他还说，那篇文章其实扩大了聚光灯的范围：此前的讨论基本上只限于该领域的3名主要贡献者，而他的文章却重点讲述了17名研究者的故事，同时还承认了许多其他人的贡献。
虽然功成名就的导师们常常为他们的初级研究者表功，但是后者仍旧经常被忽视。在Church的实验室，初级研究人员对他所给予的坚定支持和他在实验室里培养的学术氛围赞不绝口。Doudna对她指导过的科学家也表示强烈支持。她说：“让初级研究者获得他们应得的荣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他们切实推动了科学事业的发展。”学术论文往往会列出每位作者对研究的具体贡献。
但是这些细节常常被忽视，因为一般来说，鲜花、掌声和奖项都属于实验室的领导。“制度就是这样的，我接受自己在这个制度里扮演的角色。”Doudna实验室的另一位研究者Martin Jinek说，“但是的确，你会不由自主地去想这些事。”
Rachel Haurwitz说有时候人们或许会注意到第一作者，但并没有当回事。她曾经也是Doudna的一名研究生，现在是Caribou Biosciences公司的董事长。“人们会说‘2012年Jinek的那篇论文’，但是大多数人并不知道Martin Jinek是谁。”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