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通信技术每10年一次升级，5G带来的不仅仅是手机网速变快，还将连接万物，跟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结合，带动产业和社会变革。正因为如此，5G在全世界引发一场激烈的竞赛。
近日，就5G应用的话题，《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
中国5G芯片研发受挑战，但网络商用不受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5G发展的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的节点？
邬贺铨：5G有个前期的研究，2013年2月，工信部牵头成立IMT-2020(5G)推进组。实际上更早的时候(2006年)，国家启动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其中之一是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重大专项，即03专项。该专项在2015年就开始了布局5G的研究。
IMT-2020(5G)推进组负责协调国内参与5G研究的企业和研究机构，推动5G研发、预标准化、频谱、技术方案评估和技术试验等工作。因为参与的企业可能都会在国际上提标准，国内需要先进行分析、论证、筛选、测试和评估，证明这个技术是好的，然后在国内形成共识，向国际标准化机构推荐该技术提案。
IMT-2020(5G)推进组从2016年1月开始组织5G技术研发试验，目前已完成关键技术验证、技术方案验证和系统组网验证3个阶段。
以上是在技术研发上的准备，产业上的准备主要是企业在发力。企业开发包括芯片、终端、基站设备、网络技术等。芯片研究着手的比较早，但商用终端的芯片不会那么快出来，因为在等国际标准，国际标准也在进行之中。
去年年底，基站芯片已经可以商用。
中国新闻周刊：可以商用是因为去年6月国际独立组网的标准冻结吗？
邬贺铨：移动终端的芯片是所有芯片里技术要求最高的，移动终端的芯片包括基带调制解调、CPU和应用处理器及射频等部分，你别看它是给老百姓用的，但对工艺的先进性要求最高。5G终端的芯片需要用7纳米甚至5纳米的工艺，这是当前集成电路最高水平的工艺了，因为终端能耗要省、待机时间要长，还要多功能、高集成度、低成本等。5G终端芯片的流片可能需要上千万美元，甚至还不一定能一次成功。所以一般做芯片的公司在标准没有全部完成之前，不去正式流片。
5G标准分很多环节，国际标准化机构3GPP在2017年12月份完成了非独立组网的标准，2018年6月完成了独立组网的网络标准，网络设备就可以定型。但是5G标准并没有全部完成，原定是要到2020年完成的，后来提前到2019年6月，但是最近发现2019年6月份不行，要再延迟3个月。
5G有3大应用场景：一个是增强移动宽带，这个标准基本完成;第二个是高可靠低时延，标准还没有完成;第三是大连接，比如物联网，这个也没有完成，要等到今年。
最近几天，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展出了一些终端，也包括芯片。不过这些芯片还不能达到成熟商用的要求。
但是芯片的研发进步挺快的，从终端的体积上可以看出。去年年初，在怀柔试验场看到测试终端有一个小柜子那么大，因为不是专用芯片，而是很多通用芯片组成的。到6月份是一个暖瓶那么大，到去年年底是一个保温杯那么大。今年的巴塞罗那展会，5G终端大小与4G相当，而且还是折叠的。
芯片的生产，是技术高度密集，资金高度密集，人才高度密集。5G实际上是高技术的代表，没有这样的技术支撑不了。
中国新闻周刊：这三个密集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邬贺铨：当然是挑战。先不说资金与人才，国内目前的生产线还不能支持7纳米工艺，华为能设计5G芯片，但流片还在台湾，而且设计芯片用的工具软件也全部是国外的。
先进生产线能否买来不仅在于是否有数百亿美元的资金，还取决于生产线装备的供应商，西方国家对将先进装备卖给中国有限制，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就算买到生产线，但运行的很多精密化工材料还得进口。所以芯片暴露的问题是中国工业基础的问题。现在有所突破，往好的方向变化，但是绝对不是眼前就能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
中国新闻周刊：这样一来，5G在中国的商用会受影响吗？
邬贺铨：不会。商用是指开放5G业务，跟是否在境内流片是两回事。前面讲的是产业化与国际市场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美国正以安全为借口动员一些盟国封锁华为5G产品进军海外，在流片上是否会有进一步的动作还不知道。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加大创新力度，用更领先的技术、更先进的产品、更早可商用的进程、更有竞争性的价格、更完善的服务来赢得更大的市场。华为已经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先进性与质量，特别是经得起考验的网络安全保障，以责任和自信来使海内外客户放心。国外如果不用中国产品，也会付出成本的代价和丧失市场的机会，制裁中国产品将会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