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消息，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近日发表文章，分析抗击疫情与经济的关系。梁建章称，抗疫必然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在控制疫情的同时，把经济代价控制到尽量低的水平？在这方面，韩国不封城、不停工的抗疫经验值得借鉴。
梁建章称，一旦发现确诊病例，要迅速开展全面的流行病学调查，找出密切接触者并及时隔离，从而切断传染源，而不应该简单粗暴地采用一刀切的封城封村、全面停工停产，也不应该重复隔离来自低风险地区的旅客。
以下是梁建章文章全文：
4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核算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这是1992年采用国民账户核算体系（SNA）以来，中国经济GDP指标首次负增长。相比之下，2003年的“非典”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要小得多。中国经济在2003年第二季度受“非典”影响最大，但“非典”并没有改变当时经济上行的趋势。2003年四个季度GDP增速分别为11.1%、9.1%、10%和10%，二季度GDP增速比前后两个季度平均增速仅低大约1.5个百分点。通过对比，足以反映新冠疫情对中国今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所造成冲击的严重程度。
目前中国境内的疫情形势已经明显好转，相比之下，欧洲和美国的疫情仍在恶化，累计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持续上升。然而，中国为取得这种辉煌的抗疫成果，其实付出了极大的经济代价。中国抗疫的基本模式是：严防死守+封城停工+严格隔离。尤其是武汉市，从1月23日封城至4月8日解封，长达76天。在封城期间，武汉的工业生产和公共交通基本上陷于全面停摆状态。
抗疫必然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在控制疫情的同时，把经济代价控制到尽量低的水平？在这方面，韩国不封城、不停工的抗疫经验值得借鉴。
韩国的疫情一度也很严重，自2月19日“新天地教会”集体感染致疫情暴发，大邱和庆尚北道成为重灾区。接下来的十多天，韩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五六百个，最高的2月29日新增909例，3月3日累计确诊病例突破五千，当时韩国被认为是“除中国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总统文在寅的民调支持率也在那时降到最低点。
2月23日，文在寅总统宣布，韩国政府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预警级别上调至最高“严重”级别。这是韩国自2009年甲型H1N1流感后，时隔11年再次发布最高级别预警。紧接着，韩国成立以国务总理为第一负责人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出台了一系列抗疫措施：从严管理入境人员，取消大型公共集会，关闭图书馆、教堂之类公共聚集场所，建议民众保持社交距离，各类学校延迟开学或通过网络授课。
但上述措施并非韩国独有，许多欧洲国家也采用，为何后者却不能有效控制疫情呢？其实，韩国的最重要防疫措施，就是尽量普遍地、大规模地进行检测，把所有感染者，不管有没有症状全部筛查出来，然后及时隔离或送往定点医院治疗。因为流行病学阻断传播的关键，就是隔离感染者。
为了扩大检测范围，韩国大幅放宽检测条件：有疑似症状者均可免费检测。在大邱新天地教会出现聚集性感染后，官方要求所有新天地教徒均需接受检测。2月19日新天地教会集体感染暴发仅一天后，韩国的病毒检测能力即达到1万人次，此后日均检测约1.5万人次，峰值时近2万人次。
韩国具备这样的检测能力，是吸取了2015年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的教训。近年来，韩国引入了紧急使用许可制度，缩短了药物和试剂投放市场所需的时间。现在，韩国也在给其他国家供应检测试剂盒。比如，应美国的要求，4月14日韩国向美国运送60万个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
为了提高检测效率，韩国首创“得来速”（Drive-Thru）检测法，也称为“免下车”检测法。“Drive-Thru”原本是一种快餐连锁店经营模式，司机不用下车，打开车窗就可以从餐厅购买汉堡包、饮料等快餐食品。韩国将该方式应用到新冠疫情的病毒检测工作中。在公共停车场里，防疫人员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被检测者坐在车上，摇下车窗，就可以被提取检测样本，极大减少人员接触感染风险。“免下车”检测只需10多分钟即可完成。检测结束后可回家等待，检测结果会发送至手机。
韩国还开发了两种抗疫App：“自我诊断App”和“居家隔离App”。中国疫情爆发后，韩国政府要求入境韩国的中国旅客，必须用手机下载“自我诊断App”并绑定自己的信息。使用者每天都要在这个App上输入自我诊断信息（比如是否有发烧等症状），这个App始终提示使用者开启GPS，说明App在定位，记录每个使用者的行动轨迹。现在，这个范围已扩增至所有入境韩国的人员。在韩国本土疫情爆发后，“居家隔离App”于3月上旬在疫情比较严重的大邱市和庆尚北道地区率先投入使用。这个App可以活用GPS功能，当居家隔离人员脱离指定位置时，使用者和负责其监督工作的行政安全部工作人员的App将同时收到警报，然后行政安全部工作人员将居家隔离者劝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