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报告，不下10次掌声，结束后，里三层外三层的听众“围堵”报告人要签名。这不是明星的签售会，而是潘建伟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演讲的现场。
潘建伟身上有太多光环。他29岁时，参与的论文被评为“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之一，35岁获得欧洲物理学会菲涅尔奖，41岁成为中国当时最年轻的院士，42岁获得国际量子通信奖，2017年12月，入选《自然》2017年度国际十大科学人物。他主持研发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2016年飞向太空，完成了量子通信的一大飞跃。
不过眼前的潘建伟，面带笑容，讲话语速很快，时不时抛出一个“梗”，惹得台下学生鼓掌大笑。
作为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潘建伟提到最多的就是科学研究要开放交流，他讲述了自己一步步的成长求学之路，从只想读个中专，到对导师讲出自己要建世界一流量子实验室，从只身一人，一步步组建团队，走在科学前沿……科学报国、敢想敢闯，是潘建伟不断强调的，也是他对青年人的寄语。
谈求学
从英语不好，到决心出国留学
讲起自己的求学路，潘建伟不忘调侃自己的语言难关。“我学语言比较差，拼音搞不清楚，小学在农村学习，英语也没学过，26个字母记下来都很困难。”潘建伟说。
“由于英语不好，我当时不想上大学，想考个中专算了。我父母鼓励我，将来要研究科学，不懂英语是不行的。”
语言带来的挫败在初二时迎来了转机。“初二开始学物理，我觉得物理特别简单，夏天躺在楼顶看星星，学过的物理知识就像放电影一样一页页放出来，我就想去搞科学应该比较好。”就这样，潘建伟开启了自己的科学之路。
上了大学的潘建伟选了理论物理专业，“当时不知天高地厚，”潘建伟说，“我想把学问搞得好一点，将来出去用中文讲学。”
但当时中国科学研究的基础与国外相比还是薄弱，与国外脱轨很多年。潘建伟回忆自己读研究生时，国外的文献很贵，要先买一份回来复印，再给各个学校分发。但拿到文献时，跟国外的进度相差至少半年。加之国内研究者很难参与国际会议，投稿也很困难，使中国与国外的水平相差几年。
“这样你永远只能是跟随者，不可能是引领者。”潘建伟强调。
“读研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通过阅读一些国外文献获取的知识，一些老师完全不知道。”那时起，潘建伟就下定决心要出国留学，学习最前沿的科学技术。
1996年10月，潘建伟从北京飞到奥地利。他清晰地记得初见导师的情景，在导师Anton Zeilinger正对着阿尔卑斯山的办公室，他对导师说，“我要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实验室。”
就这样，潘建伟在奥地利的研究开始了，并不断“升级”。
谈研究
打越洋电话，把知识一点一点搬回来
从1997年开始，潘建伟就常常回国讲学，希望国家能很快跟上量子信息这个新兴科技领域的发展步伐。但国内对量子信息的不理解甚至不认可使他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那时候量子信息在别人看来不伦不类，既不像搞物理的，又不像搞信息的，甚至有人认为是伪科学。”潘建伟说。
情况在1999年出现了转机。那一年，英国《自然》杂志评选了“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潘建伟曾参与的论文在列。国际学术界对量子信息的认可，促成了潘建伟在国内的科学研究进展。
2001年，潘建伟开始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组建量子信息实验室。初创期间，困难重重。因为进行量子实验，不仅需要光学知识，还要懂电子学、材料学、测探技术等。量子光学实验是潘建伟的强项，但电子学却是短板。他便把自己的同学杨涛拉入团队，组织国内团队的实验，自己则在维也纳继续吸收光量子调控的技术。
“我经常从国外打电话给杨涛，讨论国内实验的进展。而我一旦了解到国外的最新进展，就趁自己没忘前，赶紧告诉国内。就这样一点一点把知识搬回来。”
2003年，实验室对光量子信息的实验技术已经比较完善。但除了光的传输、操纵之外，信息的存储非常重要，需要将光子所携带的信息存储到接近绝对零度的冷原子介质里面。
冷原子的技术成了下一个难关。于是，潘建伟便去德国海德堡寻求合作。
“我当时跟我国内的学生讲，愿不愿意跟我去海德堡。”潘建伟笑着说，“但有一个条件，你们要答应将来回国，和我一起开展工作，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就这样，以“伟大的理想”为牵引，潘建伟与学生达成了“心灵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