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这类情况已经持续很久：文科生找工作不易，文科日趋没落消解的疑惑也甚嚣尘上。我们应该对整个世界的人文科学发展与改革的潮流予以密切的注意，并同时考虑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与改革问题。”在6月6日召开的“新文科建设”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翔表示，面对新问题，文科要与新兴科学有所结合。
关于新文科，还有一个大背景——“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要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的建设，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其中，新文科被认为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但在这四个“新”中，它被讨论得并不多。
那么，面对新情况，究竟如何打造“新文科”?
过度西化和过度量化是旧文科病症
传统意义上的文科，主要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简称。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邵培仁表示，既然要建设新文科，那就得先给传统文科“看个门诊”，探讨“病因”，再给出解决方案。他认为，旧文科的病症，主要是“过度西化”和“过度量化”。
“文科中很多学科的基本概念都来自西方。必须承认，中国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传播学等文科研究对西方学术有一定的依赖性。”邵培仁说，不过，如果学者从理论、方法到思维、表达都是西方的，参考文献也全是西方的，那也值得反思和忧虑。邵培仁指出，这种新文科应该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而是世界的。因为中国一直主张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人类命运一体化和全球整体化。
而过度量化，则是过于强调量化研究和量化指标。“过多的量化研究也不符合学术生态平衡、多样的原则。”邵培仁解释，过度的量化研究可能会使得我们过度关注微观层面的东西，而看不清世界格局的变化和时代潮流的演进。
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看来，过去由于传统观念、制度和客观条件所限，文科办学和发展过于孤立化。国际学术发展的重大趋势是交叉融合，但在我国，文科各学科专业孤立办学，相互之间壁垒森严，缺少交流，更少融合，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文科本身还需要创新发展，尤其是文科内部不能因循守旧，要有所突破。”
立足本土的同时也要融合交叉
确实，也必须突破。
因为新文科面对的是社会发展变化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变化，5G、人工智能、虚拟社会……这些人类此前从未遇到过。
为了进一步理解社会和人类自身，就需要在人文社科中运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方法和理论，进行跨学科的交叉和深度融合。
但融合谈何容易?
南开大学传播学系主任陈鹏说，这就需要对专业设置、研究方向和人才团队进行革新。“新文科面对的是新问题、新现象、新结构，而这些问题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不是传统文科所关心的。”陈鹏说，在现有的学科培养体系中，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新问题和未来问题容易被边缘化;而这种边缘化，也可能会影响到课程开设、研究选题立项和研究成果评价。
而且，新文科运用的是跨界思维，使用“文文互鉴”“文理交叉”“文工融合”的思维方法解决问题。但从传统观念来看，这种思维方式还很可能被扣上“不务正业”的帽子。陈鹏表示，高校需要在新文科建设中鼓励各院系打破传统的课程设置方式、人才培养模式和团队构建体系，为新文科开辟新的实验区;或者干脆在学校层面建设新文科中心、新文科学院等创新管理机构，让新文科团队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实现跨界组合，设计出更能适应当下和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课程。“能让理科、工科和医科的老师走上新文科讲台，让那些没有高学历的业界精英，带来现实中的真问题、真经验和真思考。”陈鹏强调。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永明说，过去是纸质文献，现在是数字文献;过去运用拼音、四角号码、笔画等检索手段查资料，现在可以用强大的搜索引擎进行地毯式检索;过去用手工画，现在可以利用数据产生各种可视化效果;在教学手段上，也有了智慧黑板、远程教学和慕课等新形式。因此，文科生也应该有新的“武器”。他表示，要重视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在政策体制上应给予特殊的支持。文科学生要学习编程(如python)、新媒体技术、GIS(地学信息系统)等课程，这些应该作为文科学生的必备技能和素养。也要加大对文科软硬件设施的投入，让文科生也可以上手实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