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学术最繁荣的时期。下面主要就汉语言文字的研究分两个时期简要叙述。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事业的需求推动语言文字研究发展
党和政府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起就对文化教育事业高度重视。扫盲和提高干部群众语文水平的需求直接推动了语言文字的研究。从1950年《人民日报》发表《请大家注意文法》等文开始，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等《语法讲话》等语法著作相继推出，学术期刊出现多场语法大讨论，深化了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多位专家学者集体编写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为中学教学提供了完整实用的语法体系。这些都带动了汉语语法学科的稳步前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以及汉语规范化的任务，在帮助提升全民语文能力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对语言学多个领域的研究。推广普通话的需求促进了汉语方言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办多期普通话和方言培训班，既服务于方言大调查，又为汉语方言学研究培养了大量专才;修订完善后的《汉语方言调查字表》成为使用至今的调查标准方案;随后出现了《昌黎方言志》等精品著作，树立了方言调查研究的学术标杆。汉语方言学成为了显学。
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促进了语音的研究，包括普通话音位系统的研究和实验语音学的发展。以中科院语言所为主的研究队伍用实验方法对普通话展开一系列开创性研究，为科学认识普通话音系、满足语音合成和识别技术的需要提供了科学支撑。
为确立普通话词汇规范，中科院语言所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应运而生。其内容和体例成为词汇学研究的主题和素材，带动了汉语词汇学的发展。
简化汉字和整理汉字(定量、定形、定音和定序)促成了现代汉字学的产生。在普通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的助力下，这一学科走向成形和成熟。
国家对语文事业的重视，激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情，形成了语言学各学科全面发展的态势。
历史语言学观念促进了从发展史的角度对汉语的考察。王力《汉语史稿》首次为汉语全面勾勒了语音史、语法史和词汇史的主线。“汉语史”逐渐成为汉语研究的重要学科方向之一。
音韵学渐脱难懂“绝学”身份，成为可传授、可论证、可验证的现代学问。对《切韵》音系性质的讨论和音系本身的研究，基本确立了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的中古音，为上溯上古音、下探近代音提供了坚实的参照。
以甲骨文、金文为代表的古汉字研究不断拓展深化，研究范围超越字形、词语，拓展到语法研究。
理论方面，大量翻译介绍包括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在内的苏联语言学著作，并带动对语言和思维等语言哲学问题的讨论，对西方语言学前沿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也有所介绍，刊于《语言学资料》等书刊。这一时期，朝向世界语言学的窗口始终开启。
在应用领域，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科院语言所和技术计算所已合作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在1958-1959年间研制出了实验性的英汉、俄汉翻译系统。
改革开放为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注入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为语言学的发展创造了崭新的社会学术环境。高考制度恢复，语言学硕博士点逐渐设立和增加，语言学有了人才保障。语言学期刊有恢复，更有新生，期刊集刊方阵逐步成形并壮大。《中国语文》复刊后发表了诸多名家厚积薄发的论文，担当了领军期刊的角色。新生的语言学期刊各以所长逐步跨入后来的核心期刊行列，成为语言学长期繁荣的重要基石。各类语言学集刊也以强劲态势涌现，拓宽了科研成果的发表渠道。
同时，语言学界进入学会涌现期。中国语言学会于1980年成立，文字、音韵、训诂、修辞、方言、世界汉语教学、辞书等各分支学科也纷纷成立学会、研究会及其下属分会。这些都对凝聚学术力量、开展学术活动、培养学界新秀起到了积极作用。大部分学会形成了两年一届年会的惯例，使语言学各分支学科始终保持“激活”状态。很多学会办有集刊，不同领域的学术成果得以及时展示。另有很多学术会议不属于任何学会，但有相对固定的主办方和会议周期，并出版连续性文选。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IACL)自1992年创办起，每年在亚欧美各国举行年会，中国学者成为与会最大群体，多所大陆高校主办IACL年会，知名学者先后担任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