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还有下一生，依然还是原来那句话，我为敦煌奉献一辈子是值得的，无怨无悔。”
有一位南方姑娘，在西北的敦煌大漠待了56年;
有一位学者，平时只做了一件事：研究、保护和弘扬敦煌文化;
有一位耄耋老人，被冠以“敦煌女儿”的称号;
她就是原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是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的第三任“敦煌守护神”。
最近，樊锦诗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并随后赴香港领取了第四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收获了诸多荣誉，她却反复强调：“我不过是一个寻常人，所获的荣誉实际上属于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整个群体。”
一辈子和敦煌连在一起
受爱好艺术的父亲影响，樊锦诗从小喜欢徜徉在博物馆、美术馆，很自然地知道了敦煌，并对这个艺术宝库充满神往。
1962年，樊锦诗和另外3名同学一起，来到敦煌实习。那是她第一眼见到敦煌，黄昏下的莫高窟古朴庄严，远方铁马风铃铮鸣，好似敦煌千年的耳语。樊锦诗被它跨越千年的美震撼了。
她和同学们跑进石窟，看到大大小小的佛像雕塑和“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壁画，满心满脑只有：“哎呀，太好了，太美了!”
然而，与洞内的神仙世界、艺术宫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洞外的生活艰苦异常。
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气候干燥，黄沙漫天，与世隔绝，渺无人烟。虽然说对大西北艰苦的环境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水土不服的无奈、上蹿下跳的老鼠后来想起仍叫人心有余悸。到处都是土，连水都是苦的，实习期没满樊锦诗就生病提前返校了，也没想着再回去。
没想到，毕业分配工作，樊锦诗却偏偏被“发配”到敦煌这片贫瘠的大漠。父亲担心女儿身体吃不消，特地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请求学校重新考虑樊锦诗的工作分配。当时国家正在提倡学雷锋。“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志愿。”樊锦诗说。她不愿说一套做一套，当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就把父亲搬出来。于是信件被樊锦诗悄悄“扣”了下来。就是这么一个单纯得近乎“傻”的想法，让她的命运一辈子和敦煌连在了一起。
命定的石窟“守护神”
“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樊锦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随着莫高窟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不少人打起莫高窟的主意，想把莫高窟变成“摇钱树”。樊锦诗非常愤怒：“不是什么都可以拿来做交易的。”
为了给莫高窟撑起一柄保护的大伞，樊锦诗拿起了法律武器。
在她的推动下，2003年，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颁布实施《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此后，《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年)》也得以颁布实施。樊锦诗曾在采访中语气坚定地说，不能让人随便动莫高窟。
有人觉得她傻，有钱不赚，然而对于樊锦诗而言，她只想要守护敦煌，保护文物，把莫高窟完完整整地传下去。
她深知莫高窟会慢慢走向衰老甚至消失，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但她不愿任凭其消亡，而是想办法尽可能延缓它的衰老，延长它的寿命。
为了更好地保护莫高窟，樊锦诗积极谋求国际合作，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将石窟保护从过去单一的抢救性修复，转化为系统地科学保护修复，使洞窟环境保持安全稳定，最大限度地阻止或延缓壁画和彩塑病害的发生乃至最终劣化，做到防患于未然。她还在各大景点中对莫高窟率先实现限流。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如今莫高窟配备了高科技大数据监测中心，每一个开放洞窟和部分重点洞窟均安装了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传感器;在监测中心，装置了能够显示莫高窟窟区大环境、洞窟微环境、游客数量、参观线路、安防情况等多个内容的屏幕;24个屏幕组成的大屏上实时传送着各个洞窟和窟外情况的各种监测数据和画面，以便管理人员能及时了解掌握最新情况。
让千年瑰宝“活”得更久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一个尤为迫切的命题摆在她面前：在自然环境破坏、洞窟本体老化与游客蜂拥而至的三重威胁下，如何让这些存留千年的脆弱艺术瑰宝“活”得更久?
一个大胆的构想在樊锦诗心中渐渐清晰起来——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2008年底，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综合性保护工程开始实施。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等基础性工程外，还要完成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的全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