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29亿元、599.42万名、20195所，这是截至2019年9月，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及援建希望小学的数据。
这，只是希望工程实施以来取得的诸多成果之一。
实施30年，希望工程还产生了哪些溢出效应?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进入新时代，如何把这项事业办得越来越好?
在希望工程三十而立之际，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及其团队对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青基会”)管理团队、理事和监事、4个省份的青基会工作团队、8家大捐方负责人以及6所希望小学进行了为期40天的深度访谈与实地调查，并针对现有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形成了《希望工程三十年回顾》。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对康晓光进行了专访。
成效：更多溢出效应
“希望工程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康晓光坦言，改革开放初期，贫困地区、农村、贫困农户的孩子所享受的教育，与发达地区、城市、富裕家庭的孩子不可同日而语。“希望工程正是对这种广泛而严重的不平等的精准回应”。
希望工程十周年之际，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评估结果显示，“中国青基会组织实施的希望工程，已经成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具影响的民间公益项目”。
希望工程二十周年之际，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发起的调查显示，75.7%的人“听说过”希望工程，16.5%的人“知道很多”，总知晓率为92.2%。
康晓光在报告中表示，希望工程的受益者，不仅是在希望小学就读的学生，以及受希望工程资助的义务教育、高中、大学阶段的贫困学生。希望工程通过对教师、校长的培训，优化了他们的知识结构、改进了教学技能、提升了教学管理水平，这不仅惠及其个人，最终也惠及学生。
然而，在他看来，这些都只是希望工程实施这么多年的直接贡献。更多的，还有它的溢出效应。
“希望工程的影响早已溢出公益领域，因此，其历史地位绝不仅限于作为一个公益项目而存在，它更是一个社会改造与国家建设工程。”康晓光说，希望工程在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占据独特的历史位置。
时隔多年，康晓光对上世纪90年代去云南调研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当时我给了老乡家孩子300元，有人说康老师在做希望工程”。
但实际上，康晓光表示，那只是他的个人行为，完全没有经过青基会、希望工程。那会儿，希望工程实施也就四五年的时间，康晓光感受到，它的影响力已经有目共睹了，“很多人甚至觉得做好事就是希望工程”。
“前10多年，希望工程深入基层，由一线工作人员和专家、记者、学生等走访村落、家庭、学校，收集大量数据、图像和基础资料，以客观、真实的数据和事实让全社会了解中国农村、中国贫困地区的教育现状及其与全国总体平均水平的差距。”康晓光发现，在希望工程的努力下，这些现象与问题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如“大眼睛”照片，不仅风靡一时，而且经久不衰，深入人心。
30年间，希望工程捐款来自海内外，跨越地区、民族、年龄段、职业类型、社会阶层、政治身份和宗教信仰。大家不仅捐钱、捐物，还提供了难以计量估价的志愿服务。机构捐赠者广泛分布于国内外的各类企业、各类媒体、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 最让康晓光印象深刻的，曾有死刑犯在执行前将自己剩余的几十元捐给了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有力地推动了公益的平等化，使‘人人公益’‘全民公益’成为现实;有力地推动了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创新企业公益理念与公益模式;为许多非专业的个人与组织深入参与公益创造了机会和平台。”康晓光在报告中指出。
除此之外，康晓光还指出，希望工程还发挥着促进财富转移与分配，增进社会公平的作用。希望工程引起社会和政府对贫困地区农村教育的真切关注;通过募捐及实施项目，实现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推动政府部门加大教育投入，引导政府资源向贫困地区和农村倾斜;学校建设与学生资助通过教育扶贫的方式，作为扶贫工作的配合补充，参与到脱贫攻坚的国家战略进程中。
发展：大捐方领航公益新模式
创立之初，希望工程的宗旨就定位为“开展对贫困地区失学少年的救助活动”。自1997年以来，康晓光持续观察、研究、深度参与希望工程。
回顾希望工程30年，康晓光将其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要针对贫困青少年教育问题，以解决基本生存性需求为主;经过一定时期发展，转变为主要以解决贫困青少年的发展性需求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