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教育 >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不再“跨省打工”

2023-05-22 04:10 来源:杨园三居 浏览:

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3.1%上升到2021年的64.7%。未来,从乡到城的人口流动趋势仍会持续,更高质量的城镇化以及相关的改革值得期待

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3.1%上升到2021年的64.7%。

2022年5月12日,在中央宣传部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如此介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2.6%。尽管两个数据有些许差距,但无论以哪个统计口径,中国城镇化率十年间已提升超过10个百分点。

数据背后是上亿规模的人口流动,约1.8 亿农村人口进城,成为城镇常住人口。

过去十年,中国的城镇化成果显著,未来仍存较大空间。

其一是市民化进程将继续推进。2012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5%,到2021年,这一数据为46.7%,尽管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仍有差距,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这十年亦提升超过10个百分点,未来提升幅度值得期待。

其二是通过平衡区域发展,能够为城镇化发展带来新动能。目前,城镇化率高如北京、上海,已接近90%,还有近20个省份的城镇化率尚不及全国水平,是未来城镇化率提升的潜力地区。

其三是通过破除城乡利益格局,可进一步提高城镇化质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原司长李兵弟曾公开提到一组数据:城镇地区的商品房大概有270亿平方米,社会资产价值约为300万亿元,农村地区的房屋大概有220亿平方米,资产价值则只有20余万亿元。

针对上述问题,新一版城镇化规划已着意展开部署。除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新规划还提出,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

未来,中国从乡到城的人口流动趋势仍会持续,无论是推进存量农村流动人口的城镇化、让进城的农村人口找到归属感,还是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更高质量的城镇化以及相关的改革值得期待。

城镇化进入新阶段

美国城市学者诺瑟姆(Ray.M.Northam)于1979年提出的“S”型曲线概括了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历程。该理论将城市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水平低于30%为初期阶段,城市化发展速度很缓慢;城市化水平为30%-70%是发展较快的中期阶段,主要由工业化推动,人口向城市迅速聚集,其中以50%为界将城市化中期分为加速增长的中前期和增长趋缓的中后期;70%以上则为城市化发展后期,主要靠第三产业推动。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2年-2001年,中国城镇化率由26.37%增长至37.66%,2002年-2011年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的速度快速增长。其中,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

数据亦显示,过去十年中国城镇化速度已放缓。

2021年的城镇化率比2020年提高0.8个百分点,这是20年来城镇化率增速首次低于1%。

以新近公布的数据计算(2012年城镇化率53.1%),2012年-2021年间,中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1.16%,相较上一个十年,速度明显放缓。

这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了中后期发展阶段,并将持续一段时间。

2022年3月,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曾对此做出回应,由快速城镇化逐步转向平稳发展阶段,从世界各国发展历史经历来看,符合城镇化的一般规律。

随着发展阶段的转变,城镇化质量被日益重视。

2012年,十八大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首要任务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常住人口落户。

以此为基本理念,2014年,中国第一份新型城镇化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提出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包括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约2个百分点;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等。

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规划从放开落户限制入手:“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城区人口50万-100万的城市落户限制,合理放开城区人口100万-300万的大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城区人口300万-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放开落户限制,代表着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正式开启,也意味着传统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开始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