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正是高校新生报到的时节，各高校迎新绿色通道开启。南开大学提倡“隐形资助”，取消了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统一标示的礼包，取而代之的是将部分资助款充值到银行卡中，可以按照个人需求购买生活学习用品。
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切实做好2020年秋季学期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中也明确提到“保护学生隐私”。
隐形资助、保护隐私……这些变化的原因是教育部门和相关工作者看到了困难学生在经济帮扶之外的需求。
保护学生“敏感的自尊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家庭子女的受教育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我国学生资助项目从少到多，资助面从窄到宽，设立了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补偿代偿等多个资助项目，形成了完善的资助制度安排，实现了“三个全覆盖”，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这让社会对资助工作有了更多的期待，也给教育工作者更多的思考空间。
“敏感”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大多数高校工作者的印象。吉承恕的专业是心理学，在天津一所高校从事了30年教学管理工作。他解释，大学生的年龄大都在20岁左右，这正是充满理想、自尊心强的阶段。他发现自己所在高校食堂把“爱心窗口”改为“一元钱窗口”后，多了许多顾客。
南开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主任袁辛说：“从心理层面来讲，敏感是一种自我维护。面对贫困生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学生们的‘敏感’。或者说是保护他们‘敏感的自尊心’。”具体到做法，袁辛建议，要把受资助的学生和其他学生平等对待。面对学生时不要过多地提到学生的困难，甚至过多的安慰也是不必要的。
袁辛和同事们分析了近20年高校中发生的学生心理卫生危机事件，发现被资助的学生有些共性：积极、努力、执着、踏实、诚恳，有毅力，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性格相对内向;另一方面，有的同学内向的原因是自卑，从心理层面上看，他们不能完全接纳和应对自己的处境，有的人表现为自尊心过高，也更容易受伤。“因经济的贫困而导致心理贫弱的现象并不少见，部分学生一旦遇到挫折，容易导致心理崩塌。”袁辛提醒。
徐川，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全国辅导员年度人物，靠国家助学贷款完成了学业。他坦言，大学一年级时看到周围的同学都穿着羽绒服过冬，自己实在没有勇气拿出家里准备的大棉袄。徐川到学校工作后曾经从事学生工作。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助困。工作一段时间后，徐川意识到，“乐于助人”是一件需要技巧更需要真诚的技术良心活。他的观点与袁辛有相同之处，有时对别人不过分关注也是一种尊重和帮助。在别人不想被关注的时刻学会得体避让，让别人的示弱和尴尬有可供遮掩的空间，也是一种极大的帮助。
徐川总结，学生资助工作做得好的“法宝”是换位思考。
从需求出发，注重学生能力提升
如何让贫困学生有尊严地接受资助?如何让贫困学生的素质修养同步提升?如何让贫困学生从短期的资助中获得长期的“续航”能力?做好资助工作真是一项“技术活”。
安雅琴是一所地方高校的思政课教师，在此之前，她是一名学生辅导员，对于学生资助工作，她有很多感慨：能不能由银行而不是由学校审核学生取得助学贷款的资格;能不能一对一地了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或者身心欠健康学生的情况，不要搞座谈会……回想起当辅导员的那几年，安雅琴觉得并不轻松。
高校辅导员与大学生年龄接近，接触较多，在帮助贫困生成长的过程中作用巨大。袁辛说：“接受过专业培训的辅导员可以给予贫困学生一些心理健康教育;拥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辅导员在心理专家的督导下，可以为贫困学生开展一些心理咨询工作;辅导员还可以作为学生和学校心理咨询机构的中间桥梁，发现需要专业帮助的学生，及时与学校心理咨询机构人员联系，以使学生得到帮助。但针对高校辅导员相关专题培训尚需加强，对辅导员们的激励机制还有待完善。”
“既要帮助别人，同时也要让别人感受到爱和尊重，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经历过“被资助者”和“学生资助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徐川对这个问题思考颇多。
“助人要从别人的需求出发，助人要从持续的关注入手，助人要从得体的分寸考量。”徐川说，“现在的学生，除了衣食保障，更需要开阔眼界，更需要能力提升”。